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认为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。魏征活着的时候，唐太宗把他当成“镜子”，主动组成公婆；魏征去世时，唐太宗“废朝五日”，亲笔写碑文。然而，在魏征的尸骨不冷之前，唐太宗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。他不仅下令解除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，还愤怒地亲自砸碎了魏征的墓碑。对于唐太宗这种“震撼人心”的异常行为，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相继落马，伤害了唐太宗的心；也有人认为，魏征给负责编写日常生活记录的楚遂良作了参考，犯了唐太宗的禁忌。
虽然这两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根本原因是魏征反复过火的“直接建议”，使唐太宗产生了“叛逆心理”。推倒墓碑只是唐太宗长期抑郁的歇斯底里发泄。
唐太宗是历史上罕见的开明君主。为了创造唐朝的繁荣局面，实现永恒皇帝的梦想，他给了魏郑一个“无限的话语权”，让魏郑一直提醒和建议自己。在国家事件中，魏郑就像一个老兵，旁边，口若悬河，仿佛在教导一个没有独立意见的幼儿园老板。
在皇帝的私生活中，魏征就像一位长辈，苦口婆心，泪流满面，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无知的孩子。据史料记载，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里，有200多次历史书籍可以测试。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诸多方面，甚至皇帝的私生活也必须得到管理，这往往使唐太宗无法下台。
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，如果放在现在，就是“60后”与“80后”的关系。代沟上的年龄差距，代沟上的隔阂，意见上的分歧，必然会导致两人之间的冲突。魏征在努力的同时，忽略了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一点，即皇帝也是人，皇帝也有自己的想法、理想、爱好和私生活。唐太宗与生俱来的好奇心、创新的开拓精神和自由生活的主权经常受到魏征的干扰和阻碍。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长孙皇后的脸骂魏征：“早晚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杀了这个庄户佬！能把“从劝如流”的唐太宗逼到这一分，魏征的进诫确实过头了。
爱情太深，容易出现裂痕。在唐太宗眼里，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度关怀成了挥之不去的“阴影”。.当皇帝经常说不算的时候，就看大臣的脸了。这种长期积累的压抑，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，魏征的“推荐失调”和“劝诫外流”只是唐太宗“悔婚砸墓”事件的导火索。
受挫后，人们总是明白“忠言逆耳利行”的真谛
贞观十八年，不听劝诫，一心孤行的唐太宗，在攻打高丽受挫后，不禁发出“魏征若在，不让我有行！”叹了口气，立刻“命驰驿征以少牢，复立制作的纪念碑，召唤妻子做事，劳赐之”.人，总是在遭受挫折后，才明白“忠言逆耳利行”的真谛，皇帝也不例外。
封建皇帝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李世民身上。唐太宗李世民倡导“宽大安慰”，实行开明统治，体现人文关怀；一方面，本着“宁愿相信自己拥有的东西，也不愿相信自己没有的东西”的怀疑心理，他们经常向大臣问罪，从贬废到杀人，甚至连尉迟敬德、方玄龄这样的英雄都没有幸免。
特别是在贞观的中后期，随着“隋朝死亡为警告”历史教训的逐渐遗忘，随着骄傲和自满的不断增长，封建皇帝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反映在李世民身上。皇帝是不可预测的，他的大臣们在薄冰上行走。在君主和大臣的政治游戏中，皇帝一直是赢家。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，不仅不高兴，而且表现出忧虑。
母亲问他为什么，他说:“非勋非旧，滥荷宠荣，责任重，所以很害怕。”亲戚朋友来道贺，他说:“今天被吊了，不受祝贺。”几句话就说出了他对“伴君如伴虎”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