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发布三道“求贤令”,只是单纯的为了招揽人才吗?

  三国(220-280年)是中国历史上汉朝以后晋朝以前的一段历史时期。在此期间,曹魏、蜀汉、东吴三大政权相继出现。那么以下有趣的历史小系列就给大家带来魏武三诏:曹操多次发布求贤令,是唯才是举,还是压制士族的详细介绍?让我们看看!

  建安十五年(210年)令:“...世界还没有确定,求贤之急。如果廉士后来可以用,齐桓为什么要霸?今天,我没有遇到一个无知的人。二三子是唯一的举动,我得用。”

  在《求贤令》中,曹操第一次喊出“只有才能才能举起”。曹操认为,如果只选择廉洁的人,齐桓公就不会重用奢华的管仲,也不会有霸权。曹操历史性地提出,人才的选择不能注重“道德品质”,而只能注重人才。“偷嫂子受金”的人也可以使用,这与汉代以来“举孝廉”、注重名人的选拔标准大不相同。

  十九年(214)令:“有行之士,未必能进取;有进取心的人可能不会有行,陈平会这么做吗?苏秦值得信赖吗?有了司明思的意义,士无遗滞,官无废业。”

  今年,当刘备夺取益州时,曹操对孙权感到沮丧。在这一命令中,曹操继续以“偷嫂子贿赂”的陈平为例,说陈平可以帮助刘邦建立一个大人物,无信的苏秦可以救济弱小的燕国,表明“有进取心的人可能不进取,有进取心的人可能不进取”,不能因为人的性格有缺点而放弃人才,朝廷应该重用有才华的人才,不要遗漏。

  22年(217年)令:“昔伊智、傅说出于贱人,管仲、桓公贼也用之以兴。萧何、曹参、县官也...今天,他们没有高才异质,有侮辱的名字,有笑的旅程,不仁不孝,有治国用兵的技巧。他们都知道,没有遗物。”

  这时,曹操已经是魏王了,各种礼仪、车马服饰已经逼近天子。在第三条诏书中,他以伊智、傅说、管仲、吴起、萧何、曹参、韩信、陈平为例,认为只要有“治国用兵”,即使出身低廉,即使曾经是敌人,即使以“侮辱、笑”的名义,甚至“不仁不孝”,也可以用于“我”。

  以上是著名的“魏武三诏令”。曹操从210年到217年连续发布了三条求贤令,每一条诏令的基本含义都差不多。他们都坚持“只有才能”,不必过分强调所谓的道德。“偷嫂子,收钱”、“不仁不孝”之徒,只要有治国强兵之术,也要推荐重用。

  曹操发布了三条“求贤令”,是单纯的为了招人才,还是另有深刻的含义?

  一、真诚招人才

  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时,首先不要恶意猜测别人。因此,我认为曹操在210年第一次发布人才命令时,真诚地想以“只有人才”的原则吸引人才。在过去的两年里,孙刘联盟变得越来越稳定。曹操知道他不能在短时间内统一世界,所以他想挖掘更多的人才,做出更大的成就。

  曹操是一个有才华的人,所以他不仅呼吁“只有才能”,而且一直这样做。曹操早期的谋士戏剧人才“粗俗的嘲笑”,郭嘉“不治疗检查”、“脾气暴躁”程宇、被称为“毒士”的贾旭、贪婪的丁飞、江济等,都成为曹操手下曹魏的重要人物。

  二、打破两汉以来“重名轻实”的官员选拔制度

  事实上,曹操的求贤令有些冒着全世界的风险,因为曹操提出的“唯才是举,不重品德”与当时的主流社会背道而驰。曹操的举动是为了打破汉代以来“重名轻实”的官员选拔制度。两汉实行察举制,汉武帝罢免百家独尊儒术。东汉光武帝非常重视儒家思想。因此,在东汉中后期,品鉴人物、清议名声在社会上很受欢迎。

 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曹操也想得到汝南著名学者徐绍的评论。徐绍看不起曹操的阉割背景,被曹操强迫的无奈,给出了“治理世界的能臣,乱世的奸臣”的评价。就连像曹操这样洒脱不羁的人,也需要名人的点评和祝福,这说明当时品评、清议、虚谈的繁荣。

  此外,不得不说,由于官方机制的指导,汉代士人对道德声誉的重视进入了一种“偏执”的状态。为了获得“孝道”的声誉,士兵们“深情地修复自己的外表,依靠道德艺术,以达到他们的声誉。”矫揉造作的自我修饰,依靠经典技能来赢得声誉,最终进入官员。当我们打开历史书时,经常有很多例子来保持孝道,为官员哀悼,赚钱。

  三岁让梨的孔融大家都很熟悉。他是孔子的后代。孔融是典型的品德高尚、名副其实的名人。然而,孔融的治理能力真的“可怕”:我想在北海有所作为,但面对黄巾军,我无能为力。结果,连我的家人都被俘了。在司马彪的作品中,孔融任命恶棍,内政混乱,人们抱怨。

  荆州牧刘表也是世界大乱之前的名人之一。然而,尽管他在乱世中跨越了河流和汉朝,但他只是一个自卫的人。徐静是徐绍的表弟。后来,他成了刘备的下属。刘备不想任命他,但法正劝说刘备:“虽然徐静是一个虚荣的人,但没有事实。他应该更加尊重他,以炫耀他的距离。”

  三、贬低抑士族,为篡汉扫清障碍

  陆耀东先生评论了曹操的求贤令:他深刻理解了这些名人在当时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;他们互相炫耀,藏人不仅影响了政府就业的权力,而且在社会上创造了一群不一致的浮华人物。

  如果曹操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,或者进一步篡夺刘的政权,他必须首先根除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。反复强调,他的就业政策完全否定了汉代人才和道德的选举标准。因此,魏武的三项命令不是乱世寻求人才的权宜之计,而是曹操通过就业制度打击民族和名人的政策。

  观察制度的另一个后果是门阀士族的萌芽和发展。事实上,在东汉中后期,门阀士族已经开始萌芽,因为汝南的袁氏“四世三公”和弘农杨氏的“四世太尉”。袁绍和杨秀的家人一直是高级官员,所以他们的门生和官员遍布世界各地,他们的家庭势力越来越大。

  打破旧世界,建立新秩序,是每个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关键人物都想做的事情。一方面,曹操想改变东汉以来华丽的选官制度。同时,他也想遏制不断发展壮大的门阀士族,因为如果允许他们发展,他们可能是他们前进的最大阻力。

  虽然曹操一直有意无意地压制士族,坚持只有才能,但他死后。为了得到士族集团的支持,曹丕妥协了,采用了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。最后,出现了“上品无穷,下品无士”的局面。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趋势,没有人能控制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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